紐約眼
儒家的新挑戰



插圖.含仁


金融海嘯造成了全球範圍的低氣壓,絕大多數人感覺烏雲密布,前景暗淡,然而,一片混沌之中,也有人看出希望,尤其是中國人,不是連西方的不少觀察家都認為,東亞這一塊所受影響較小,外匯存底豐厚,即使外銷市場萎縮,適度擴大內需就可以解決問題嗎!還有人更樂觀,甚至預測,金融海嘯結束之時,就是東亞稱霸世界之日。
這樣想,是相當危險的。
過度樂觀的想法,可能有一個思想上的根子。德國社會學者麥克斯·韋柏(Max Weber,1864-1920)在其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確立了人類精神文明傾向與物資財富創造之間的內在邏輯,我們不免借花獻佛,將東亞的儒教傳統與近半世紀的經濟發展奇蹟結合起來,打造成無往不利的發家致富祕密武器。特別是這三十年的中國,儒家思想重新抬頭,物質文明的現代化一日千里,更加證明這一祕密武器萬無一失。
我不否認傳統深厚的儒家倫理在社會財富的創造與累積方面具有一定的功能,但是,這套倫理秩序,如何解釋?如何定位?非常關鍵,在中國文明系統的漫長歷史中,同時具有「道統」和「法統」地位的儒教,對我們民族的發展,曾有過相當負面的影響,實例不勝枚舉。從明朝中葉到康梁變法,差不多五、六百年時間,中國文明系統跟埃及金字塔一樣,幾乎成為廢墟,那不是宋明理學最光輝的時代嗎?
早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以前,為了解釋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的經濟飛躍發展,西方學者開始提出「儒家社會」(Confucian Society)這個概念,認為:從這種社會長期形成的家長式的威權統治,以家族為單元的嚴密社會組織,現實主義的世界觀,對教育的重視和個人服從集體的紀律行為等因素,得出一個結論:政治抓緊經濟放鬆是個法寶,可以作為加速東亞社會財富累積和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基礎。
八十年代以前,作為東亞「儒家社會」傳統重鎮的中國,事實上是其中最大的一塊,雖然始終毫無動靜,應該也可以得到說明。因為,中國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有整整三十年時間,不但忽略這個傳統,而且,主政者的意圖,其實是想把這套東西,從全體中國人的腦袋堙A連根拔除。中國經濟發展滯後,不是恰好從反面證明了西方學者的這個理論嗎?
西方學者的說法,背後顯然帶有某種指涉。表面分析,它暗示,我們這種文明系統,大概很難開出自由、民主、人權的花朵。深入觀察,它無異是說,我們這種社會,其實是藍螞蟻。藍螞蟻社會發達後主宰世界,豈不是人類大禍臨頭?接不接受西方學者的這套理論,牽涉到我們對自己文明系統的真正理解。
讓我們追蹤一下歷史,或者,從我們對自己歷史的認識中,找一找答案。不妨就集中在「儒家傳統」上面清查一下。
所謂「儒家傳統」,尤其對我們中國人,好像與生俱來、自然天成,早已如同血肉,深入骨髓,演化為我們的思想、價值、態度和行為。事實上,這個概念,內容複雜,包羅萬象,而且,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解釋。
儒家的創始人是孔子。孔子生於西元前五五一年,他活了七十三歲,一輩子主要做了二件事:開門辦學,教育弟子三千多人;整理古籍,編纂六經,即:《詩》、《書》、《易》、《禮》、《樂》和《春秋》。
西元五五一年以前,中國文明系統的發展,至少還有二千五百年左右的歷史,如果把仰韶文化的早期算入,可能在三、四千年以上。孔子之後,從秦始皇「焚書坑儒」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又是好幾百年。前後漫長的歷史時期堶情A談不上什麼「儒家傳統」,這長達幾千年的時間,我們的文明系統,難道沒有留下任何影響?難道是一片空白?
要理解「儒家傳統」,首先必須正確解讀孔子對我們這個文明系統的貢獻。


清朝大學者章學誠有個有名的論斷,他在《文史通義》中說:「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正典也。」
這段話點明了孔子「述而不作」的真義。也就是說,孔子生存的那個時代,著書立說的風氣尚未形成,然而,自集體記憶流傳的五帝以至於比較有史可徵的夏、商、周三代,,二、三千年的典章制度,並非沒有紀錄,而是紛然雜陳於統治階層壟斷的「官書」(例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類)中。孔子的最大貢獻,就是將這些「古籍」通盤整理,並將整理出來的「六經」,作為「有教無類」的教材。一方面保留了寶貴的歷史紀錄,同時又打破了統治階層的知識壟斷,最終更通過統治階層的治理需要,把我們文明系統幾千年的智慧累積,一代代傳播,逐漸轉化為我們的思想、價值、態度和行為。
所以,「儒家社會」並不是單純的「孔子學說創造的社會」,而毋寧是「整個中國文明系統上下五千年的智慧積澱和經驗傳承」。這樣看,西方學者「發明」的「儒家社會」理論,便極可能是一種從「驚異結果」向「表面現象」的倒錯推理。
不能否認,我們今天所屬的社會,尤其是以中文方塊字作為傳播溝通媒介的兩岸三地,常識意義的儒家哲學,仍然是影響我們思想、價值、態度和行為的主流,包括曾經試圖徹底打倒「孔家店」的大陸在內。但是,這套哲學,是否必然導引出西方學者的上述推論?
對於當代有志於研究儒學的人,這是相當重要的新挑戰。一些留學西方的所謂「新儒」,往往無視孔子在中國文明歷史長流的承先啟後角色,反而對西方學者的上述論調,表現出某種沾沾自喜,實在讓人哭笑不得。我個人以為,「儒家社會」這個用語,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在如何解釋。
舉例說,《禮記》中的《禮運大同篇》,不少人看成是中國人的終極烏托邦,是我們追求的理想社會。可是,參照現代考古人類學的研究,加上我們對孔子的真正理解,這篇文字其實只是對中國遠古原始社會的一種素描。
「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這三句,描寫的是原始社會的政治。當時的經濟條件十分薄弱,「私有制」尚未誕生,「財產」均分才有可能生存。「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指的是當時酋長的選舉和人與人之間沒有剝削關係的事實。財富無法累積,社會階級就不可能分化,當然人人平等。既然無物可供剝削,「賢能」就必然是酋長當選的唯一標準。
同理,「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描述的是生產力極端原始的狀態,社群中的每個人,都必須全面奉獻,拚命勞動,才有可能解決最起碼的溫飽。這明顯是個物資匱乏到只能勉強活下去的糊口經濟。
至於被某些儒家極力作為道德高尚標準來宣傳的:「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當代人類學家認為,不過是陳述著當時的群婚制度罷了,又與道德何關!人類的婚姻制度有一定的演化過程,這是研究原始社會的東、西方學者的共同結論。群婚制社會,沒有小家庭觀念,親和子都是共同的。
近年活躍海外的「新儒家」知識分子,應該面對新的挑戰。完全依賴西方現代社會學和哲學理論的路子,已經日見其狹隘,開不出新方向。「儒家社會」必須完整體現為整個中國文明系統五千年以上的集體智慧和經驗累積。孔子其實是最好的代表人物,他在二千五百年前,就在追尋中國文明的起源,並以「多學科」的方法,整理總結,保存精華,給後代子孫留下了系統井然的珍貴遺產。

作者 劉大任
台大哲學系畢業,一九六六年就讀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政治研究所,後因投入保釣運動,放棄博士學位。七二年考入聯合國祕書處,九九年退休。作品包括小說、散文、評論與運動文學等,出版有《劉大任作品集》十二種(皇冠出版),本專欄亦結集出版《紐約眼》《空望》《冬之物語》《月印萬川》《晚晴》(印刻出版)。《紐約眼》系列第六本《憂樂》,已由「印刻」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