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人語
台灣特有種 陳若曦


陳若曦是台灣最早一批因為信仰社會主義,選擇回歸中國的文人。她在大陸生活七年,經驗過文革噤聲壓迫的歲月,餘生,她更珍惜自由的難得,以努力說真話的人自居。
旅居海外多年,九五年八月,她聽到中共飛彈要打台灣了,不惜犧牲婚姻,選擇回台定居,打算共赴國難。
七十歲了,她仍積極參與各種社團活動。生命末了,她也做好打算:以後,要葬在台灣欒樹下。她的生命歷程和勇氣,恰如這花色多采多姿的樹種,都是台灣特有種。


見證過二二八、白色恐怖、文革等歷史,陳若曦特別喜歡笑,或許只有笑聲能穿透艱難沈重的歷史。


《現代文學》編委會合影,前排左起陳若曦、歐陽子、劉紹銘、白先勇;後排左起方蔚華、林耀福、李歐梵、葉維廉。(陳若曦提供)


說到剛出版的回憶錄為何取名《堅持?無悔》,陳若曦「唉唷!」了一聲,說:「都是出版社啦!我本來有一個書名《天啊!半個甲子》,我覺得還很好呀。」
原來,十二年前,陳若曦因為好奇,生平第一次算命,就跟好友施寄青到竹北找個盲師父。盲師父只要知道受測者是哪一年出生,摸手就能算命。他摸了陳若曦的手,只說:「哦…,妳很有良心,妳非常有良心,比出家人有良心。」再問,只願透露:「妳的天命本來只有六十年,因為妳很有良心,老天多給妳半甲子壽命。」重述這段經歷,陳若曦還是瞪大了雙眼,以興奮又驚恐的語氣說:「哇!我要省多少錢,才能活到九十歲啊!」
十一月中旬,陳若曦剛滿七十歲,出版社適時推出她的回憶錄。她是台灣最早一批信仰社會主義、選擇回歸中國的文人,經歷過文革,再逃出來,她把這段經歷寫成短篇小說集《尹縣長》。這是七○年代第一本描寫中國文革傷痕的小說,在中國資訊封鎖的年代,這本書很快在國際間翻譯出版,也得過美國圖書館協會書卷獎在內許多獎。和大陸後來陸續出版的傷痕文學相較,作家白先勇曾評論:「《尹縣長》中最成功的幾篇,已經超越了政治報導的範圍,變成闡釋普遍人性的文學作品。」


陳若曦26歲,剛剛到美國留學時的倩影。(陳若曦提供)

陳若曦小檔案
1938生於台北永和。本名陳秀美。
1957~1就讀台大外文系。
1960與白先勇、王文興等人創辦《現代文學》雜誌。
1962赴美留學,隔年獲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寫作系碩士。
1964與段世堯結婚,婚後育有二子。
1966~3回歸中國,適逢文化大革命。
1974在香港發表反應文革的小說《尹縣長》,後遷居加拿大。
1980返國見蔣經國總統,為「美麗島事件」被捕人士求情。
1995返台定居,先後任教中央大學、慈濟醫學院。
1997與前夫離婚。
2001與大學同窗再婚,三年後離婚。
2008出版自傳《堅持.無悔:陳若曦七十自述》

信仰 社會主義
前幾年二次離婚後,陳若曦把名下房子賣了,一個人在台北租屋,打算再老一點,去住老人公寓。我們到她的租屋處採訪,這是一間採光明亮的舊公寓,午後的微風撩著戶外榕樹的細葉沙沙作響。她聊著聊著,過去的聲音光影逐漸湧現:戰後生活貧困,餐餐都是過期蕃薯籤的霉味;童年時,幻想自己是俠女,在院子裡射飛鏢的聲音;文革時,鄰居「砰!」地一聲跳樓的聲音…。
陳若曦生於日治末期、台北永和一個木匠家庭,本名陳秀美,「若曦」是她一九六○年在台大外文系唸書時,和同學白先勇、王文興共創《現代文學》雜誌,刻意取的中性筆名。她二十二歲,忙著辦雜誌譯介西方現代文學的時候,中國的「大躍進」進入尾聲,越戰才開打,非洲有十七個殖民地紛紛獨立建國…。這一切,她知道得很少,那時,世界還太遠,校園就是一切。
大四開學,校園卻起了風暴─同學歐阿港沒來註冊,傳說是暑期軍訓時,在軍中被捕了。「聽說他中學時,看了一些所謂禁書,有案底。軍訓時,舊的新的一起算,就被關起來了。」她對國民黨政府很失望,大學畢業申請到獎學金後,就到美國麻州蒙何立克學院唸書,隔年轉至馬里蘭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主修美國當代小說。
「到了美國,圖書館都是書啊,你看那些一九三○到四○年代的書,就覺得國民黨在大陸統治並不好嘛!共產黨把國民黨趕到台灣,一定比較高明。」她又看到《毛澤東選集》,「覺得他好會寫。尤其我祖父是佃農,我父親是木匠,我是工農背景出身的,覺得社會主義為工農做事,很好呀。」

回歸 正逢文章
偶然讀到的一本書,牽動人生中的一個決定,冥冥中又牽動另一個決定。二十六歲,她與台灣留學生段世堯結婚後,幾個年輕留學生自組左派讀書會,學習自我批判。她和先生刻意避孕,決定不將孩子生在美國,要想辦法回「社會主義中國」貢獻。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他們轉道歐洲投奔中國。「我先生說這是他新生活的開始,決定把生日改成十月十六日。」他們滿腔熱血,不但婉拒國家發的生活費,還自動將三餐飯票由甲等降為最低的丙等;他們熱情地自我改造,沒發現:他們正趕上了即將動盪十年的文革。
到北京不久,她懷孕了,看到處處可見的標語:「鍛鍊身體,保衛祖國」,滿懷憧憬地為孩子取名「段煉」。她又很有男女平權思想,三年後生下次子,從母姓,取名「陳賡」。
夫妻倆被分配到南京的研究單位和學校任教。沒多久,她見識到「政治學習」的可怕,「並不是人性天生要揭發別人,是一直開會一直開會叫你講,到後來你沒話講,想到一點就講了。有一次,根本沒任何人可批判,有個老師憋不住尿,一離開,大家就趕緊批判他,就像拿他充軍。」


陳若曦的人緣好、朋友多。這天,她與大學同學方蔚華(中)、友人何筑笙(右)敘舊。


1971年陳若曦在南京教書期間,與兩個兒子和保母合影。(陳若曦提供)


算命師預言陳若曦可以活到90歲,她很重養生,居家常備按摩器材。




走過文革的噤聲壓迫,陳若曦期許自己到死都要做一個努力說真話的人。

噤聲 才能存活
全家人要小心翼翼才能不說錯話,才能活下來。一次,她教到英文國家「Nation」這詞,順口說:「National Day就是國慶日,譬如十月十…」底下的孩子們瞪大眼睛,雖無人告發,但她恐懼極了。就像《尹縣長》故事裡,最恐怖的不是政治動亂下一顆顆血淋淋的人頭,而是以後的日子只能戴著面具生活,只能繼續掩飾、偽裝、躲藏…。
回歸大陸六年後,她先生受不了了,冒著可能被扣上「叛國」罪名的危險,拜託她(因為她出身工農,成分較好)以「生活不適應」、「健康不佳」等理由,出面申請出國。「學校知道了,先用恐嚇的,把我下放到農場;又用利誘,要提高工資…,後來遇上保釣熱潮,美國來的留學生組成的保釣團來訪,見到我們,它(中國政府)覺得你跟外面有來往,也許起了一些保護作用。」七三年,全家終於移居香港,隨後移民加拿大,又去了美國。
陳若曦喜歡笑,是那種放開喉嚨、放盡力氣的笑法,總要笑一陣子才能停。這讓我有些詫異,印象裡,經歷過文革存活下來的文人,臉上常有一種嚴厲的線條。她的一頭短髮花白了,眼睛卻還很透亮,說話時很直接、坦率,就像她的房子,沒一間房門是關上的,她不打算隱藏什麼。
台灣人親身經歷文革者不多,陳若曦寫文革,後又寫旅美華人的生活,撼動許多讀者。但她已經好幾年不寫小說了,她說:「我這個人疏懶,寫作不夠認真,讓年輕人去寫吧。以前真以為自己能有貢獻,能改變什麼,我愈來愈覺得,個人太渺小了,沒那麼了不起。」問她何時開始有這種感觸?她頓了頓,說:「回中國以後。」
也許是活過鼓勵謊言的文革時代,餘生,她選擇誠實過日子,並對現實政治一直保持高度關注。一九七九年底,台灣爆發「美麗島事件」,黨外菁英幾乎全數被捕,旅美作家聶華苓拜託她帶著美國文化人士的聯名信回台為被捕人士求情。隔年元月,她在離台十八年後,第一次回國,並透過安排,見到當時的總統蔣經國。她說服蔣經國的論點,後來果然成為法庭上「先鎮後暴」說法(先使用暴力的鎮暴部隊,才促使群眾以暴力反抗)。


1974年陳若曦與先生在香港合影,沒多久,一家人轉赴加拿大定居。(陳若曦提供)

離婚 友好分手
九五年八月,海外華人盛傳中共要打台灣了,她一方面覺得台灣已經民主進步了,一方面抱著共赴國難的心情返台定居。「很奇怪耶,我一回來發現,台灣人好像神經大條得不得了,沒事一樣,呵呵。」
但她先生對兩岸政治早已心冷,只想在美國養老,不願回台。九七年,她主動提出「友好分手」的想法,大方地將美國三棟房子都讓給先生,並請當律師的大兒子辦妥離婚手續。
六十三歲那年,她再婚了,對象是大學同窗,一位信仰台獨、留美返國的英文教授。儘管對社會主義失望,中國與中華文化畢竟仍像她年輕時熱烈愛過的初戀情人,仍常開口:「我們中國人…」,並認為:「台獨、藏獨都受制於美國CIA!他們都是美國為了自身利益,暗中資助的。」
「我和第二任丈夫都愛台灣,都希望台灣好,雖然信仰很不一樣,還是希望求同存異。他以前還可以跟我的朋友、不分省籍的作家見面;但後來,陳水扁的政治表現很差,台獨好像被逼到牆角了,他也一步步走向激烈。」政治無所不在,這段從一大束玫瑰開始的黃昏之戀,三年後終究被意識形態撕裂,難再縫合。
陳若曦的回憶錄,同時也是二二八、白色恐怖、文革等歷史的第一手見證。談起二二八,她印象最深的畫面是:「以前外省人燒煤球,燒完後扔在馬路上,窮人會去掏煤渣,回家繼續燒。一次,我家鄰居在路上撿煤渣,被路過的軍人盤查,一個講台語、一個講國語,不懂啊,軍人把他打得全身是血。等軍人走了,我和爸爸才偷偷把他拉進我家來。」但她不因此仇視外省人,「我聽聶華苓他們講,也有很多外省人被打、被殺呀。二二八跟省籍沒有關係,應該歸咎於陳儀、蔣介石的高壓統治。」

獨居 不見寂寞
有人擔心台灣現在族群對立的情況,宛若二二八前夕。她正色地說:「現在的族群議題是政客炒作的。」但她也有憂心:「台灣現在隨便給人貼標籤,不同思想就給人家推到極端,文革就是這樣。這樣下去,台灣相當危險。」
兩個孩子都說英語,都認同自己是美國人。孩子沒回過台灣探望她,她也不要孩子打電話,有事才用e-mail聯絡。雖然獨居,在她臉上看不見寂寞,她說:「我覺得我還挺忙的耶。」這些年,她投身婦女寫作協會、銀髮族協會、荒野保護協會,又參加各個社團打太極拳、學氣功、皮拉堤斯、元極舞…。
她的好友施寄青說:「老大姐心腸軟,她的吃穿用度省得很,但一聽到誰窮、哪邊小孩沒書讀,就捐錢。她好像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經七十歲了,常常無視於現實界是怎麼回事,例如:她沒想過這樣跑來跑去,晚年誰照顧她?她是一個老天真,天真到無可救藥。」
我們想翻拍舊照,她說自己收藏的舊照,文革時都給毀了,現在只有妹妹給她的一些舊照。珍貴的黑白照隨意用塑膠提袋裝著擱在牆角,連像樣的相簿都沒有。她解釋:「這些年,我信佛教,比較能捨。我的書,看完就叫慈濟拿走,以前買的家具也都送人了。有時忽然要用到某本書,還得跟人家對不起,再借我一下。」
參加荒野保護協會後,她曾任大安森林公園解說志工。這天,她一大早就到大安森林公園跳元極舞,回程路上,隨興和我們解說起植物,阿勃勒、榆樹、苦苓、流蘇…,看到台灣欒樹,她解說的聲音高亢了起來,「我在荒野的自然名就叫『台灣欒樹』,等我死了,我要葬在台灣欒樹下。」雖然沒有墓,她希望若有人能記得她,最好是這麼一句:「這裡躺的是努力說真話的人。」
至於,為什麼選台灣欒樹?她認真地看著我,說:「這是台灣特有種呀。」就這麼一個理由,非常簡單,非常真誠。


見到台灣欒樹,陳若曦興奮地說:「我在荒野的自然名就是台灣欒樹,我死了以後要葬在這種樹下。」


近年來,陳若曦投身環保運動。大門口的字條,提醒自己出門必備環保杯筷。


兒子都在美國,陳若曦一個人在台獨居。她說再老一點,就去住老人公寓。



後記:
以前,陳若曦習慣將逐漸花白的頭髮染黑。後來接觸到環保運動,「我知道染劑對環境不好,就不染了。」另一個使她寧可留著白髮的原因是,「每次我坐公車、捷運,都是我讓座給別人。我到六十七、八歲時想說,怎麼搞的?什麼時候人家才會讓座給我?」她期許自己看起來已經有老人的樣子。
但我們採訪時,看她健步如飛、笑聲肺活量驚人,實在不像七十歲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