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眼

多難興邦

近年來,由於「中國崛起」成為國際熱門話題,習慣被動接受資訊的人,思路很容易引往兩個方向:第一,崛起後的中國,會不會破壞現有國際秩序?成為強權的中國,對世界和平可能形成威脅嗎?尤其是中國周邊的國家和地區?第二,中國崛起的方式,未能有效避免對環境的嚴重污染,同時,能源的大量急速消耗,又造成國際能源供應的極度緊張,這些代價,最後由誰買單?

劉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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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含仁

台灣出生而游水逃往大陸的林毅夫,現在是知名經濟學家,並已出任國際機構要職,接受中央電視台記者訪談時指出:不到三十年,中國人的國民平均收入,可達美國人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看如何計算),而中國人口為美國的四點五倍,也就是說,三十年後,中國這個經濟體,無論規模與產值,都將遠遠超過美國。更重要的是,三十年後,中國沿海一帶,從遼寧到廣東,國民平均收入將為台灣的兩倍。
小經濟體依附大經濟體生存,天經地義。中國經濟總量如果相當於甚至超過美國加日本的總和,台灣人的下一代,前途在哪裡?
我們的下一代,究將面對一個什麼樣的中國?
如果循著前面提到的那兩條思路去想,未來豈不是一片愁雲慘霧?
我覺得,嚴肅對待問題是必要的,但過分悲觀也大可不必。
喜歡將中國妖魔化的人,手法其實相當簡單,他們基本不管歷史,或者,更惡劣的,歪曲歷史以適應自己小小的邏輯需要。
因此,仔細審查歷史,是我們維持清醒的必要手段。
不少人忽略了,從一九七八到二○○八這三十年,中國是個經常改頭換面、日新月異的國家。說得更明白一點,這三十年,雖然社會上流行「下海」、「向錢看」一類想法,「叢林法則」好像取代了「社會主義倫理」,「貪官汙吏」和「男盜女娼」視為當然,雷鋒等共產主義新人更變成笑柄,然而,這些只是現象,不是歷史主流。這三十年的歷史主流是什麼?我認為,就是「建國」。
讓我再說細一點。
一九七八年前後,以胡耀邦為首,做了兩件大事:第一件叫做「撥亂反正」。什麼是「撥亂反正」?從理論層面分析,就是將毛澤東思想的主心骨「階級鬥爭為綱」,輕輕撥開,把歷次政治運動打下去的人,逐案調查落實,特別是胡風案、反右鬥爭和文革中被株連的上千萬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一個一個從地獄裡拉回人間。這個歷史過程,非親臨其境者,無法瞭解其驚心動魄的深遠社會影響。
第二件更重要,因為涉及基本價值觀念的變化,叫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說得露骨一點,「實踐檢驗真理」的具體意義,就在於徹底推翻「假烏托邦之名行專制之實」的毛式統治。
「六四」天安門事件為什麼爆發?
台港海外很多人以為,中國人受不了共產黨的一黨治國,嚮往西方自由思想和民主代議體制,才會冒生命危險,勇敢面對刺刀和坦克。
「六四」時期,天安門廣場上固然有些現象,支援這種觀點,但我覺得,這也不是主流。
很多人都忘了,學生和大批民眾進入廣場的初衷,完全是為了追悼胡耀邦英年早逝,靜坐請願的目的,主要是希望以胡為代表的政治改革路線,能夠繼續得到貫徹。
「六四」雖然以悲劇收場,「六四」犧牲者的血,絕未白流。「六四」前後的中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中國。「舊中國」的政府威信,除了槍桿子,主要靠意識形態。「六四」之前的十年,「務實」摸著石頭過河,只是實驗階段;「六四」之後,「新中國」的政府威信,必須倚賴「務實」,然後,逐漸整理出「執政為民」的新觀念。

「務實」從小範圍的定點實驗,逐步成為舉國上下的指導思想,是貫穿近三十年中國歷史進程的核心線索,是中國真正「建國」的唯一精神支柱。
體現「務實思想」的諸多面向,首先可以從鄧小平的黑貓白貓哲學和「摸著石頭過河」這條生動的隱喻中觀察,具體變化則應詳細研究趙紫陽、萬里的農業經濟改革和特區實驗成果。
總體看,中國近三十年來的發展,到了今天,終於形成震動世界的崛起勢頭,是通過無數政策試誤、調整和再出發過程總結出來的一個嶄新的「中國模式」。「中國模式」與二、三十年前東亞四小龍創造的「出口導向模式」完全不同。因為這是「規模經濟」,內容遠為複雜,影響遍及全球,而且,幅度、深度和速度,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的,絕無僅有的。
然而,前文提到的兩大問題,難道只是國際競爭中受到一定威脅的方面故意製造的謠言?
「中國發展模式」的深層,難道沒有任何讓人引以為憂的特質?
從本質看,「務實思想」的最大陷阱是「急功近利」;處理不當,往往被短期利益蒙蔽,犧牲長遠規劃的理想。這個陷阱,今年受到嚴酷考驗。
二○○八年應該是中國的喜慶年,八月北京奧運,西方評論家都說是中國人的coming out party,正式參與國際生活的盛會。可是,從一月開始,中國的天災人禍不斷。山東發生死傷慘重的火車翻車事件,接著,長江以南,大片國土被前所未有的冰雪封蓋,然後,西藏暴亂,火炬傳遞在歐美各地不斷製造負面新聞,最後是四川汶川的天崩地裂,十萬生靈塗炭,百萬房屋倒塌,千萬人民流離失所。這兩天,華南暴雨成災,初步估計,損失超過五十億人民幣……。
二○○八年是不是中國人最大的災難年?
如果我們把近三十年的中國歷史看成一部「建國史」,「五一二」之後到今天的全民抗震救災活動,讓我們發現,歷史的主流,不但沒有中斷,相反,還有繼續發展、進一步提升的跡象。
古人說,多難興邦。從接近半年的災害與抗災害的歷史流程中,從中央、地方政府的決策過程和執行效率,從災害地區的軍民合作和全球範圍的救援動員和協調,血淚苦難之中,我們不僅看見「務實精神」在調整變化,而且,「調整變化」的底層,可以明確感受到,整個中國的「文明力量」,在覺醒!
這種極可貴的「文明力量」,如果能繼續積澱,通過進一步的反思、推廣,落實到政策、教育和生活層面,我深信,未來真正崛起的中國,就不止是一個實現現代公民社會的中國。
公民社會是短期目標,為人類前途計,我們必須避開西方強權的歷史錯誤,創造具有自己特色的人文世界。針對這一長期理想,台港海外和大陸的所有中國人,面對的是同一個課題。

作者

台大哲學系畢業,一九六六年就讀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政治研究所,後因投入保釣運動,放棄博士學位。七二年考入聯合國祕書處,一九九九年退休。作品包括小說、散文、評論與運動文學等,出版有《劉大任作品集》十二種(皇冠出版),本專欄亦結集出版《紐約眼》《空望》《冬之物語》《月印萬川》《晚晴》(印刻出版)。